阿占《一个人的西游》散文鉴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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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占《一个人的西游》散文鉴赏

那一年的春天,徐宗兰更老了,看上去皱巴巴的,像一块缩水严重的亚麻土布。阳光斜打的下午,她在西窗前挪步,映在墙上的影子歪歪扭扭。

夜里,她时常辗转翻身,每翻一次都要深深地叹一口气。在德式老宅的高高屋檐下,一声又一声的叹息,沿着四壁飞来飞去,冲撞着,也匍匐着,构成暗黑的低音区,只等微曦透亮了,方能渐渐平静。

“叹什么气?”

“梦见你爷爷了,带着我和你姑去永安大剧院看戏。”

“看什么戏?”

“白蛇传,断桥,旦角折子戏……你爷爷都走了三十年了,怎么还不来接我?”

90岁以后,四世同堂的徐宗兰时常责备自己活得太久。她并不给人添麻烦,诸事自理。后辈尽孝、体面、平安,她却找不到生命的愉悦了。白天,她总是自顾自地,在太阳下翻一本小人书——《西游記》。翻累了,就趴在西窗台上,望向越来越看不懂的世界。

除了频繁地提及祖父,照片上那个昂面倨傲的大男人。“他们的关系并不好。”姑妈偷偷地告诉我。祖父走的时候,我才四岁,记忆不深,他的一切,几乎都源自徐宗兰的描述——他来自不为我所知的胶县古城,来自遥远,来自徐宗兰极力掩饰的蹩脚的婚姻生活。

祖父排行老四,人称四爷。家道如火中天的时候,在胶县古城南,祖父的父亲老太爷挣下了一百间瓦房30亩地,有金条有银元,一水儿的梨木家具。老太爷是独子,读私塾,习武术,考出了秀才,写得一手绝妙小楷,并留下《诫子书》作为世代家训。他略懂德语英语,竟然在德国人登陆以后,做了胶县第一任牧师,后入《胶州史志》。老太爷生养了四个儿子,四个爷,据说都颇有仪表。人称四爷的祖父,读的是教会中学,响当当的小号手,17岁考取了齐鲁大学。可他命运不济,那年,老太爷重病不起,二爷又吸上了大烟,恰逢战乱,家道瞬间衰落,读书这事也成了泡影。

胶县古城经历了晚清和民国的风雨,城墙一片一片地坍塌,衰败、颓废的气息不可遏止地萦绕其上。男未娶女未嫁的时候,祖父是没落人家的四爷,徐宗兰是大户人家的六小姐。他们26岁晚婚,老姑娘病怏怏的,陪嫁却雄厚。老太爷出殡的钱都是徐宗兰回娘家要来的。即便如此,她也没能改了丈夫的爷脾气——祖父暴躁、严肃、不问家务。

从我记事开始,徐宗兰一直都在厨房里忙碌,系着旧衣裳拼凑缝制起来的百纳图一样的围裙。她矮小,精瘦,力气却超乎异常。一只大号的钢精锅,里面装满了粽子和鸡蛋,水线逼近了锅口,被她一个人轻松地从地上搬到灶台上,数个小时之后,又从灶台上搬下来——那恰恰是粽叶、糯米、红枣、豆沙以及鸡蛋的香味蒸腾而出飘满半条街的时候。

祖父走了以后,徐宗兰才真正掌握了家族的话语权。日常打算、三餐内容、年货储备,她说一不二,且不必再看男人的眼色行事。她把每个房间的钥匙拴在一起,挂在腰上,在我童年的认知里,那是一种权利——当她把钥匙捅进黑暗的孔道,精密起伏的金属齿边在内部摩擦、转动、咬合,粗大的锁扣有力地弹开,咔哒,那种声响神秘而无所不能。

老房子西北窗外有块空地,朝向不好,不规整,没人理会。徐宗兰沿围墙种了不计较光照又可以吃的植物,香椿、扁豆、无花果,很快有了起色。早春的头茬香椿芽和鸡蛋一起炒,后面的用粗盐腌了,切成香椿末,拌老豆腐。仲夏的扁豆被切成丝,与青红椒丝、肉丝、香菜一起炒,再做上一大摞烫面单饼,卷着吃。菜要早点炒,不怕凉;饼要早点蒸,也不怕凉——太阳当空燃烧的中午,筋斗的饼卷着微辣的菜,再来一碗红灿金黄的西红柿蛋汤,便是夏日里最简单滋润的家常美食了。至于那棵无花果树,它的青春期与我的青春期叠加在一起,我上初中的时候,它的旁逸斜出已经相当惹眼。秋初结满神仙果实,绿里藏着胭脂红,甜糜的气息覆盖下来,久久不散。

立冬节气一过,徐宗兰开始腌制各种咸菜:雪里蕻、五香萝卜条、豆豉、疙瘩头、辣芥菜。在违章搭建的厨房里,沿墙摆着好几个咸菜缸,粗胖,矮圆,容量却比想象中要大出许多。徐宗兰备料,劳作,等待——那种等待之后的感觉,无异于煅烧陶器出窑的一瞬。

从春天到秋天,再到微凉的风从地平线那端吹起,徐宗兰从不放过大小时令。清明、端午、夏至、中秋……一边说着典故,一边巧手回春。那种时候,我眼里的她,是个女版灶王爷,灶间的一切都臣服,都熨帖,都是她的人生道具。少年蒙昧的我每每从徐宗兰的节令美食中记取了民间故事。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,从四面八方袭来,而我,幸福地迷失其中,最好一辈子都出不来。母亲忙于教育工作,是个严苛的职业女性,关于母性的慈爱细密,几乎都是从徐宗兰那里获取的。

徐宗兰老年几乎没有朋友。丈夫、兄妹都走了,楼下的老姊妹和隔壁院子里的老姊妹也走了。她总说:怎么整条莱阳路就剩下我了。幸好她还有两个老熟人,收破烂的中年胖子、磨剪刀的黑老头。徐宗兰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通过口音互认了老乡。收破烂的每周二下午都会固定来一次。徐宗兰会把牙膏皮、旧报纸、散了架的盒子、干燥的桔皮、铜、空酒瓶和罐头瓶……这些生活中抖落下来的皮屑、这些消费之后残余的部分、这些隐匿于家庭各个角落的时光退伍者,聚拢一起,去争取最后的意义,换回卷皱的小额钞票。徐宗兰收起毛票,我得到全部硬币──这让我曾期望所有的金额最好都以硬币兑付。

磨剪子的黑老头半个月来一次。他的吆喝抑扬顿挫,“磨剪子嘞,戗菜刀……”徐宗兰放下手中活计,拿着家把什应声而去。黑老头必定正坐在那里磨着什么,浊重的黄浆顺着磨石边缘流下来。这两个人都是徐宗兰的老乡。谁来,徐宗兰就站在院子中央和谁用家乡话拉呱。九十年代的天空总是晴好透蓝,蓝天下,是错综的晾衣绳织成的生活地图。他们浓浓的胶县腔在晾衣绳上跳动,回旋。

“五步三座桥,还在吗?”她问。

“早就不在了。”他们说。

收破烂的与磨剪子的从来没有碰上,也不认识,答案却完全一致。徐宗兰离开胶县城已经半个世纪了,再也没回去过,娘家那边早就没人了。即便如此,她仍对他们的答案将信将疑。

一块梨花木,团扇的形状,上面嵌了镜面,镜面四周环绕着极细密的雕花,这是徐宗兰的镜子。徐宗兰在世的时候,镜子始终悬挂在五斗橱上方,每个天光放亮的清晨,模糊的镜面用来映出岁月的褶皱。徐宗兰在这面镜子前自语,都是调子,都是唱腔。她说,当年西施以水为镜,在溪边浣纱弄妆,女儿情意流水悠悠;赵飞燕以风为镜,船头俏舞,迷折了君皇的腰。她唱,王昭君以月為镜,手持琵琶,轻吟出塞曲;杨玉环以花为镜,羞煞花容,从此君王不早朝……

忽然有一天,徐宗兰再也不照镜子。“自己都不愿意看自己了。”

徐宗兰生命中的最后两年,跟我住在一起。我熬夜赶稿的时候,她还能冲泡一碗藕粉端到我面前。先用凉开水把藕粉调匀,再用滚水浇注,满屋子的荷香缭绕。徐宗兰不出所料地扯到了祖父那里——这藕粉不错,有桂花,跟那年你爷爷从杭州带回来的一样好。

“那年是哪年?”

“就是我嫁到王家的第三年。”

属于她的最后一段夏秋交接的日子,天气特别热,知了也唱哑了。那个上午,正在书房里写作的我,听见阳台上一声轰然倒塌,我扑身而去,但见到处都是阳光的高音阶,麦芒一样闪着刺眼的光。徐宗兰倒在一片白茫里,手边是翻了一半的《西游记》。救护车到来之前,我静静地握着她的手。我看见她在太阳下透明起来。她的眉毛都白了,头发如雪,她的皮肤还是那么好,个头更矮了。

徐宗兰再也没有睁开眼睛。一周后,她真的西行去了。只记得那天的知了叫得特别嘹亮,整齐划一,好像在为徐宗兰壮行。

清明扫墓的日子, 天上有行走的云,有艳丽的风筝断了线,那是天上。而人间的四月天,滨海特有的潮湿在气息中流动,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。二十几口人因为血缘相亲聚拢起来,唏嘘,感怀,或哀愁,或喜悦。

每次扫完墓,家族上下都会进入踏青聚餐环节,在阳光下分享祭祀的食物,据说吃了以后便可以得到祖父母的保佑。穿过一树一树的花开,在人间,真好。可徐宗兰为何会活够了呢?她的终极理想就是尽快去另一个世界。

直到我发现了“有限性”这个富有哲理的神学术语,才理解了徐宗兰的急于离去。生命美好,恰恰在于它的有限,有生有死,有始有终,徐宗兰原来活得如此明白。

徐宗兰西行之后,我经常梦见她开锁的声音,咔哒,如此精准而玄妙。一声,一声,一声声。徐宗兰清朗而整洁,是她六十多岁的模样。我不停地问,不记得问了什么。随后便响起了滴水的声音,钻石般纯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