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治运动(节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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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治运动(节选)

民治运动(节选)

恽代英

有许多人似乎是已经承认中国是死病无良医了。所以看见国中许多乱七八糟的样子,只是冷笑置之,完全似乎秦人之视越人肥瘠①一样。这种毛病,许多神经已经受刺激而麻木了的,曾经为爱国运动十分宣力的人,都复不免。这成个甚么现象呢·我——亦还有许多我的朋友——都相信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救治的办法。要救治,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。要民治政治的实现,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,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。……所以最要紧还是要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,建设,拥护,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,才是正当的解决。怎么这样说呢·第一,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,做领袖的人才有所忌惮约束,不敢做损害人民的事。靠圣君贤相是很少希望的。一部二十四史,亦很难得遇见这样的人。第二,只有人民联合起来的大力量是超过一切没有抵抗的。五四之役,学生与各界的联合,著名凶横的徐树铮②亦只得退步。朝鲜独立的运动,亡国人赤手空拳的联合,著名贪残的日本,亦只得退步。倘若中国的人为要求民治政治,象朝鲜人那样蜂拥起来,那些督军巡阅使的兵,在他为他的豢养主人杀伤了几个人民以后,一定要激发起了他的天良,他一定要归顺人民,一路倒戈相向的去威胁他的主人。因为我们的兵,究竟不是象日本兵在朝鲜一样。他们原都是我们的骨肉兄弟。在全国激动了的时候,他们是不肯自外于国人的。如何唤起这样的民治运动·我现在说七件要做的事,盼望每个人为中国的缘故,要尽一分力量。第一,我们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。要用哲学文学各种讲演演剧的法子,打破中国人的所谓“安分”之说。我们的分,不是只受人家凌辱剥夺。我们要求自己应有的利益。青年人应有享受完全教育的权利。国民要有工作,要有维持生活安全的权利。妇女要有参与职业与公民生活的权利。公民要有监督选政,稽核预算决算以定纳税守法与否的权利。因为一般人蔽于那种荒谬不通的“安分”说,把这些权利完全忽略了,所以奸猾豪强之徒,才能够横行无忌,而大家不敢企图反抗。亦仿佛还有些人,以为不应该反抗他们。第二,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。要用各种方法,去传播联合的福音。不是与人家说那种不痛不痒的所谓合群,要告诉他这种联合是我们人民惟一的最大效力的武器。我们要用这打倒一切凌辱剥夺我们的奸猾豪强。我们不要空口说努力说奋斗。不要只知道向奸猾豪强的人请愿。不要只知道作说帖式的文章,盼望那一个有力的人或党系“俯赐采择”。我们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。要他知道联合的力量。我们为人民的奋斗,总要有人民的联合,在背后作有力的后援。我们不要靠个人或三五人的力量,与恶势力奋斗,因那劳苦而不易成功。诚然要少数人敢于上前去冲锋陷阵,但必须有整队的人民,因这样的激奋,有预备的掩护上来,才能有杀敌致果的效力。第三,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,大家能受一种有纪律的训练。我们不应当只知尊重自己的意见与便利,以造成人自为战的现象。我们要求步伐整齐。要在比我好的意见,与我相似,乃至比我相差不多的意见面前,牺牲自己的意见,以服从团体。个性与我见的过于发展,只可以破坏作战的团结,使敌人的地位巩固。这不是我们的幸福。第四,我们要这种作战的联合,大家能注意监督领袖。我们要在战争的方略中,服从领袖的指导,这固然是必要的;但是我们要使每个人注意我们所以服从领袖,是因为领袖可以指导我们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。我们要监督领袖,谨防领袖利用我们,谋他自身的利益,而引我们做不利益的事。我们不要信靠领袖的人格。很少的人,不是因为有外方的督率,而能够自己约束的。外方不注意督率,反转陷领袖于作恶的阱坑。所以我们在民治的政治中间,要人民都能督率政府。在为民治作战的联合中间,要每个战卒都能督率领袖。第五,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与目标,使这种作战的联合,练习作战。从来社会的凝结,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力量。我们不能够靠讲道理结合甚么有力的团体。我们要鼓吹反抗强权的学说,而且引他们向各种黑暗的势力作战。这种作战的目标,可以是提倡教育,废督裁兵,乃至于其他种种,总看时机之所允许,大众之所易于接受,而引起一种有力的运动。这既是作战的联合一种有力的练习,而且可以使作战的联合,内部团结越是牢实紧固。第六,我们要引导这种作战的联合,向政治上战斗。各方面零碎的解决,固然可以作练习作战的目标;但我们不可忘记,只有向政治上战斗,以求人民获得政权,用人民的力量建设,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,才真能有一种成功。所以每个为自己谋利益而作战的联合,我们逐渐要引他注目政治,引他求政治上的总解决。人民要赤手空拳的联合起来,向政治上恶势力拼死的作战。没有人能用我们兄弟们的军队,来压服我们。因为我们的兄弟,他自己的妻子儿女,同我们受的是一样可怜的生活待遇。第七,我们要靠这种政治上的战斗,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。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,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。我们是要谋建设平等互治社会的政治,不是要谋建设阶级剥夺制度的政治。我们要用我们的大力打倒一切欺骗侮辱民众的野心家。因为我们是没有抵抗的权力,所以我们这样的愿望是一定可以实现的。我们这可以看见,我们对于这样似乎死病无良医的中国,并不真是没有救治的法子。救治中国的大力量,究竟是在人民手里,特别是在能忠心指导人民的人手里。指导人民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定要纯洁勇猛,自己富于感情,而且能利用群众的感情。因为感情是行动的一个大发动力量。但是不只是要感情,一定要能思考辨识而有知识经验材干。所以青年富于感情的人,不要以纯洁勇猛,便自己满足了。那些自命能思考辨识,而有知识经验材干的人,特别要为中国的原故,委身以做这种运动。在这种运动中间,第一要注意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。要知道怎样才能指导合理,那便不可不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进化论。要知道怎样群众才肯承受指导,那便不可不研究群众心理,与实务材干养成方法。第二,要注意群众能作合理的监督,要群众知道他有监督领袖的必要,那便不可不求公民知识的普及。要他们能够有监督的力量,那便不可不注意他们团体的组织,与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。这是盼望一般还有心为中国做事的同志,同心协力向各方面宣传的一个建议。时机危急了。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,为民治政治,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。

原载1922年9月25日《东方杂志》19卷18号

〔注释〕 ①秦人之视越人肥瘠:出自唐·韩愈《争臣论》:“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之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”比喻痛痒与己无关。 ②徐树铮(1880—1925):字又铮,江苏萧县(今属安徽)人,皖系军阀将领。1919年曾致力收复蒙古而声名远扬,推行段祺瑞“武力统一”政策,参与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。著有《建国铨真》、《视昔轩文稿》等。〔鉴赏〕 恽代英(1895—1931),原籍江苏武进(今属常州),生于湖北,武昌中华大学毕业。中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。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,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。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3年起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,主编《中国青年》。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,中共第五、第六届中央委员,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,1930年在上海被捕,次年遇害。

恽代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人物,出于对当时争权夺利、互相倾轧政坛的深恶痛绝,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,曾经明确表示“我是个痛恶政党的人。我是个完全不相信政治运动值得我们努力的人”(《恽代英文集》上卷第226页)。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,他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,1920年翻译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,次年受陈独秀之托,译出了考茨基的《阶级斗争》,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,积极投身政党和政治活动。1922年9月下旬,他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了这篇《民治运动》。恽代英基于中共“二大”对时局的精神,分析当时中国似乎是“死病无良医”的说法,认为辛亥革命只是“海禁开后世界生活的自然结果”,但不可避免的带有“早熟”毛病,把皇帝的偶像打破了,只是“挂个民治政治的招牌出来”。这导致了当时各种挽救时局的行动与主张纷纷出台,如复古(袁世凯、张勋)、提倡教育、兴办实业、废督裁兵、宪政自治、新村运动、建设好政府等等。恽代英认为这些方案均无法救中国,解决中国问题要靠民治运动。他觉得要救治中国,“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。要民治政治的实现,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,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”。只有通过民治运动才能结束中国的乱世局面,民治运动就是“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,建设,拥护,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”。在他看来,“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,做领袖的人才有所忌惮约束,不敢做损害人民的事”。绝对不能寄希望于圣君贤相的自律,“只有人民联合起来的大力量是超过一切没有抵抗的”。文中引证五四运动对反动军阀的沉重打击,朝鲜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反击,来说明人民联合的力量之伟大。如何唤起这样的民治运动·恽代英阐述了七点主张,宗旨为民众的联合。具体说来为三方面:第一,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。第二,要唤起人民为奋斗而联合,而联合的基础是民众要受一种有纪律的训练。第三,利用各种机会练习这种作战的联合,引导这种联合向着政治方面去努力,并要大家注意监督领袖。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,他提出必须宣传、教育人民,使之知晓、争取自身的利益,在此基础上,通过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各种途径,组织人民,联合斗争。他主张在运动中要监督领袖、监督政府,而人民的联合、支持和拥护,应该是一切政党、社会力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坚强后盾。当然,人民联合斗争的关键是要“向政治上战斗”。因为“只有向政治上战斗,以求人民获得政权,用人民的力量建设,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,才真能有一种成功”,才能“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”。恽代英认为,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联合,通过民治运动把人民发动起来,就能够救中国。他特别指出“救治中国的大力量,究竟是在人民手里,特别是在能忠心指导人民的人手里”。所以,在民治运动中,“要注意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”,要研究社会问题和学习社会进步的理论,把握群众心理,有的放矢,做好群众工作;还“要注意群众能作合理的监督”,需要加强公民教育,不断提高其知识和觉悟。文中恽代英没有论及国民党、孙中山及三民主义,不过他所说人民的联合、作战的联合,应当含有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国共合作之意,或者说他知晓、理解和执行了中共“二大”的精神。恽代英宣传的民治主义,是在国内时局危机四伏的情况下,“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,为民治政治,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”。他在民治运动中进行民治教育的主张,突出的是服务人民大众的思想,有利于发动群众参与政治,挽救时局。恽代英提出,宣传、教育人民,使之知晓、争取、维护自身的利益,是开展所有民治运动的前提。认为要有能力“指导群众”,就必须“研究群众心理”,且要引导群众进行“合理的监督”,使群众知道他有“监督领袖的必要”。要实现这样的“民治”,首先要做的是“公民知识的普及”;其次,使得“他们能够有监督的力量”,还应该“注意他们团体的组织”,以及“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”。这样的认识,即便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建设,毫无疑问仍然有着积极的启示和意义。而他对“中国是死病无良医”社会议论的批驳,同样也值得我们作出深刻的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