米芷萍《送行》散文鉴赏

在没出国前，我和父亲的交流次数可以用双手数得过来形容。我一直认为我俩之间永远隔着一道墙，根深蒂固地杵在心中。直到那年，我选择离开上海登上飞往北欧的飞机，这座墙终于塌了。

乘机前，父亲特意赶来，记忆中，这是父亲第一次送我。

父亲爱酒成性，母亲因忍受不了父亲的酒后争吵与动手，在我不到三周岁时与父亲离婚。以前我一直把自己童年的不幸，归咎于我的父亲。那时的他，因为做生意失败，受到打击一蹶不振，整天无所事事地喝酒，酒后便与母亲争吵，甚至是动手。对生活毫不在意的他，对我更是不闻不顾。我曾想用重男轻女这个原因来原谅他对我的无视，甚至用想象自己是个私生女来解释他对我的冷漠。但这些对他和对我来说，都毫无帮助。

缺少了父爱和母爱的共同陪伴，我把我性格上的内向、敏感和自卑都归咎于他。认为原生家庭的伤害，永远是父母的错。这种伤害像一个影子，紧紧地跟着我。这是一处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，会伴随我的一生。

无数个孤独的夜，我是多么渴望能与父亲谈谈。倾诉也好，询问也好，甚至是质问。可是，那样的夜，只有我的自问自答。我变得更加敏感、自卑和悲观。甚至认为因为我的出身和家庭原因而导致得了一种心理疾病。这种我认为的“病”让我想逃离。认为离开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选择了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和工作，从北方到了上海。在上海的几年他没有主动给我打一次电话，还是每逢过年过节和他生日我主动去联系，简单的几句问候后他就匆匆地挂了电话。每次电话后我都越来越不喜欢节日。

后来有一个机会要去国外工作和学习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原因是他。我想这辈子我和他之间也许在我离开后，即使血缘在，但亲情就此便断了。在临行前的一周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。母亲当时由于身体状况不能送我，特意打电话让父亲必须送我，而我却执意自己离开。

记得那天我一个人拉着20公斤的行李箱到了火车站，候车时，远远地看见父亲提着一个行李包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有些吃惊地问。父亲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来送你啊！”话刚落就抢过我的行李箱帮我拉着。一路上，我几乎没怎么和他说话。

北京的机场永远是人来人往，每天上演着送别与迎接。我有些伤感，便转过头来，冲父亲冷冰冰地说：“你可以离开了。”他听了，依旧微笑着说：“还早呢，你办好托运我再走。”然后就一直跟在后面默默拉着行李箱。我找了一个安静的休息区坐下来，他站在那儿好像孩子一样在等我的指示。我示意让他坐下来，他选择了我对面一个位置坐了下来。

我拿出背包中的一本书打发时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声问：“渴不渴？”“包里有水”，我头也不抬地回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：“饿不饿？”“不饿。”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无意间扫了他一眼，他双手肘杵在大腿上，手托着头闭着眼，我以为他睡了，咳嗽了一下，他马上抬头坐直身子问我：“是不是感冒了？”我摇头，他像泄了气的气球，肩马上放松下来。我感觉有些饿，和他说找个吃饭的地方，他说行，像个仆人，拉起行李箱在我后边走着。

我點了一碗牛肉面，也给他点了一碗。面上来时，他从自己带的包里取出一小瓶白酒，要打开喝。看他拿酒我就反感，马上恶狠狠地和他说：“别在我面前喝酒！” 他先是一怔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还没拿上桌的酒放了回去，嘴上说着：“不喝，不喝。”我只顾着吃面，但一想到他刚才的举动，又回想小时候因为喝酒他动手打我母亲的情景，我内心激动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。我控制不住，本能地放下筷子，把我的不满、我的愤恨、我的委屈，以及我离开的惆怅和对未知生活的忐忑全都发泄在他身上。他起初默默低头吃着碗里的面，脸涨得比他喝酒时还红。直到我越说越多，越说越哭，他抬头看着我，说着：“别哭，别哭！”并试图拿手为我擦眼泪。我用手挡了一下。

他嘴唇抖动着说：“爸爸老了，知道年轻时的做法不对，爸爸怎么才能弥补于你呢？”“晚了，弥补不了了。”我还是狠狠地说。他没有说话，坐在那儿，头好像快埋在面里，但豆大的眼泪滴滴砸在碗中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在我面前哭，第一次看到他像个孩子一样，不知怎么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做解释而哭。也许是血脉相连，也许是真的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这一刻，我有那种虽不能马上原谅他但想听他解释的念头。但他没有解释，擦了擦泪，对我说：“爸爸以后不会让你伤心了，也不让你操心，你要好好学习工作，爸爸也好好工作，不喝酒，等你回来，爸爸来接你，时间不早了，爸爸送你办托运。”

办好托运，我走到安检口，他好像要说什么，但没有说，只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，然后泪瞬间涌出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流之中。我的喉咙像被卡住一样，说不出话，叫不出来，低着头走进安检。

10个小时后，飞机终于落地挪威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父亲到机场送我的时间很短，而他从老家辗转到机场却要近10个小时，然后再承受着我的数落怨言独自一人回去，那回家的路怕是更长……

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电话接通，却只叫出一声“爸”，泪水已经决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