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元吉《武夷精舍记》抒情散文鉴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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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元吉《武夷精舍记》抒情散文鉴赏

作者: 韩元吉

【原文】:

武夷山在闽粤直北,其山势雄深盘礴,自汉以来,见于祀事(2)。闽之诸山,皆后出也(3)。其峰之最大者,丰上而敛下(4),岿然若巨人之戴弁(5),缘隙磴道,可望而不可登;世传避秦而仙者蜕骨在焉(6)。溪出其下,绝壁高峻,皆数十丈,崖侧巨石林立,磊落奇秀,好事者一日不能尽,则卧小舟航溪而上,号为“九曲”,以左右顾视。至其地或平衍(7),景物环会,必为之停舟曳杖,徙倚而不忍去(8)

山故多王孙(9),鸟则白鹇、鹧鸪,闻人声或磔磔集崖上(10),散漫飞走,而无惊惧之态。水流有声,其深处可泳,草木四时敷华(11)。道士即溪之穷,仅为一庐,以待游者之食息,往往酌酒未半,已迫曛暮,而不可留矣。

山距驿道才一二里许,逆旅遥望(12),不惮仆夫马足之劳(13),幸而至老氏之宫宿焉(14),明日始能裹饭命舟。而溪之长,复倍于驿道之远,促促而来,遽遽而归,前后踵相属也(15)。余旧家闽中,为宦于建安,盖亦遽归之一耳。

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天山(16),在武夷一舍而近(17),若其外圃,暇则游焉。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,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,哦而歌之,得酒啸咏,留必数日,盖山中之乐,悉为元晦之私也。余每愧焉。淳熙之十年,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(18),遂赋祠官之禄(19)。则又曰:“吾今营其地,果尽有山中之乐矣。”盖其游益数,而于其溪五折(20),负大石屏(21),规之以为精舍,取道士之庐犹半也。诛锄草茅,仅得数亩,面势清幽,奇木佳石,抶揖映带(22),若阴相而遗我者(23)。使弟子具畚锸(24),集瓦竹,相率成之。元晦躬画其处(25),中以为堂,旁以为斋,高以为亭,密以为室(26),讲书肄业(27),琴歌酒赋,莫不在是。余闻之,恍然如寐而醒,醒而后,隐隐犹记其地之美也。且曰:“其为我记之!”

夫元晦,儒者也,方以学行其乡,善其徒(28),非若畸人隐士(29),遁藏山谷,服气茹芝(30),以慕夫道家者流也。然秦、汉以来,道之不明也久矣(31)。吾夫子所谓“志于道”,亦何事哉?夫子,圣人也,其步与趋莫不有则;至于登泰山之颠,而诵言于舞雩之下(32),未尝不游,胸中盖自有地。而一时弟子鼓瑟铿然,“春服既成”之咏,乃独为圣人所予(33)。古之君子息焉者,岂以是拘拘乎?元晦有以识之,试以告夫来者,相与酬酢于精舍之下(34),俾或自得其幔亭之风(35),抑又何如也?是岁八月(36),颍川韩元吉记。

【作者简介】:

韩元吉(1118——1187)字无咎,号南涧,许昌(今河南许昌)人,寓居信州(今江西上饶)。孝宗时官至吏部尚书、龙图阁学士。他主张抗金,恢复失地,与陆游、辛弃疾等人过往甚密,多有诗歌唱和,在当时文坛颇有声名。有《南涧诗余》、《南涧甲乙稿》。

【鉴赏】:

这是一篇很典型的“记”,在写法上与一般的记相同,写景、叙事、议论并用,但也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。

文章大体可分三部分。首先作者以游记的顺序写了武夷山幽美奇秀的景色,其最精采处在描写山中禽兽毫不惊惧于游客光临的动人场面。作者在描写中以一种闲淡的笔致紧紧抓住南方山水的特点进行勾画,并溶入自己在山中的活动,缓缓道来,读后既感武夷景致的幽深,又可体味到作者漫游其中的一种怡然而略带惊喜,匆忙而颇为留恋的情怀。

作者并不是无缘无故作这么一大段描写的,而是为下文叙述朱熹建武夷精舍作陪衬。如此清幽的佳境,朱熹能时时盘桓于其中,“哦而歌之,得酒啸咏”,而自己却只能“促促而来,遽遽而归”,这就不能不欣羡于朱熹的独得山水之乐。而朱熹退隐之后更建精舍于山中,“讲书肄业,琴歌酒赋,莫不在是”,这使得作者在羡慕之余,又引发了一场感慨。这段议论也是这篇文章与众不同之处。

过去人们所写的多为隐士之隐或是失意之人的放浪山水,而朱熹则是儒者的一种陶情养性,并不与“道”相割离,作者写朱熹退居后的吟咏交接的生活,实际上是在抒发一种圣人亦不应废弃游息的情志,只不过同时不应忘记道的传授和自身的修养而已,从而肯定了圣人与常人的共同之处。

这篇文章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结构上层次分明,语言简朴流畅,不以文采取胜,而求一种平和冲淡的神韵,所谓“辞达”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