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想的大学

理想的大学

钱　穆

一

将论理想的大学，必先及于大学教育之意义与使命。大学继小学中学而来，乃整个教育之一阶段，而特为其最后最高之阶段。大学教育本应遍于人人。今纵不能遽然①，而大学教育仍暂为社会最优秀或最幸运者所独占。然论大学教育之使命与意义，则固不能脱离整个教育而独立。或谓教育即人生，然反言之，人生即教育，又何须更于人生中别有教育。故知人生的教育与教育的人生其事自别。人生的教育，特于现实人生中自得经验，自得教训。而教育的人生，则贵在人生经验中籀②其最普通而最根本者，又最要紧而精彩者，授之人人，使其明白接受，而又继续发展以求理想之更可能的进步之一种事业。故教育诚即是人生，而当为人生中最根本又最要紧最精彩之一过程。教育事业，在本已往人生之现实经验，而培育将来人生的理想之进步。故教育必包括两事：一、 经验。二、 理想。大学教育，乃集结人生最高经验，蕲向人生最高理想之一种事业。

二

惜乎今之大学教育，则违此目的尚远。姑举今日一般大学青年之意志与趋向，即其所想望与希求于大学者而言。今日大学青年之想望与希求于大学者，约而言之，不外两端。一曰职业，一曰知识。求职业者，如应考工、农、商、矿各学院者皆是。外此则大率为求知识者。职业与知识，其事非不相通，求职业必待于修习相当之知识。然投考工农学院之青年，其第一目的在谋职业，而关于工农本身之知识属其次，故曰其意在求职业。其他学科与职业颇无显著直接之关系，如投考文学院修习历史与哲学，此固不与职业直接相关，特彼辈以为苟具相当知识，则职业自可相因而获，牵连而致。故其事虽相通，而不害谓此辈之意在求知识。职业与知识，亦为人生中一事，然殊包不尽人生，抑且非人生之普遍与根本者，且亦非人生之紧要与精彩处。何以言之·自昔以来，职业与知识，即为人生所追求，然其间自有分歧。平民与贫者，其志多在谋职业，而贵族与富人，则志多在获取知识。自富有者视之，职业似不如知识之重要;而在贫乏者之心目中，则知识亦每不如职业之可贵。故此二者，易地互观，皆不见有普遍之重要性，而实有一共通相似之点，即纵此二者之所趋，则必日陷于狭窄之境，此即今日之所谓专门化。何以求职业必趋于专门化·缘人事日尚分工，必专精一技，乃可期于熟练而达于熟练而达于最高之效率。故求职业，则为外界条件所限，自必趋于专门。见异思迁，必遭失败，此事尽人皆晓，不烦多论。何以求知识者亦必趋于专门化·是则稍当申说。夫求知识者必悬两境以为趋赴。一曰在我则为无所不知，二则在人则为一无所知，而后可以尽其求知之能事。否则在己即多所不知，而在外又人尽公知，此则不足以为我有知。然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，今既专为知识而求知识，则首先必当划一范围，在此范围内者务求其无所不知，而在此范围之外者，既已不预我事，虽一无所知，固无害其于我之为有知。而此范围，就理想言之，又必求其在先尚不为人知者，而后在我之无所不知，又在人为一无所知，庶可以充足表示其我有知之能事。否则尽人共知者，何得独曰我有知。故知求知识亦必趋于专门化，而此专门化者又当时时在变动中，实则其事固与求职业者蹊径相似，意态亦相肖。故职业在求能，而知识在求知，而“知”与“能”之能事，则必在求人之所不知而求能人之所不能，夫而后其知能之意义乃显，其知能之价值乃高。故其求知与能之路向与目标，先则求其专，继则求其新、求其异，求其能出奇而制胜。否则我之所知，既为尽人所共知;我之所能，又尽为人所俱能，此其知能之悬价必不高。以经济学上供求相济之理绳之，一逮其事为人人所俱知而俱能，其知能价值必落，则人之求职业与求知识者，亦必望望然③而去之。故曰果为职业、知识而求教育，则此种教育必常在转移动摇之中，而受教育者亦必陷于徘徊惶惑之境。缘教育自身即前后相敌对，今昔相抵触。今日所风行者，在昔必较不为人所注意，而在后有比为人人之所不顾而去者。凡今日之教育所提倡，必先为昨日之教育所忽视，又必为后日之教育所鄙弃。此种教育，极而言之，最高可能只成其为人生的教育而已，而非所论于教育的人生。人生的教育只为现实的，自然推移，与时俱迁。而教育的人生则为理想的，承先启后，确然有向。两者相较，其事断然不同。而大学教育之意义与使命，则亦断然宜在后者而不在前者。……

四

今若根据人生最高经验，期求人生最高理想，则显然不当仅仅于谋职业求知识而止。就此理论而谈大学教育，则必应着重于下列之诸科程。一、 须研求人生最高理论，此属哲学与宗教。二、 须欣赏人生最高境界，此属文学与艺术。三、 须明了宇宙来源，此属天文与地质。四、 须认识生命真情，此属生物与心理。五、 须博通以往人事经验，此属历史与地理。六、 须兼知四围物质功能，此属数理与化学。凡属人生经验值最普遍而根本者，又其最紧要而精彩者，必当从此认取，而人生可能之理想与进步，亦必从此培育。人生由此流出者，将为“智慧”与“事业”，而非知识而职业。智慧与知识异，事业与职业异。前者乃属真人生，而后者则严格言之，不得谓之人生，只是人生经历中所凝成所僵化之一种格套与局面。人生当为活的、自由的、进取的，而此种格套与局面则为死的、限制的、保守的。前者可以谓之属于人生中之性情部分，后者则只是人生中之命运部分而已。性情本之内发，故曰真人生。命运成于外烁，故不得谓真人生。教育所重，应属前者，即人之智慧与事业部分;而非后者，即人生之知识与职业部分。而大学教育乃教育之最后最高阶段，则尤应注重于此。此乃人生经验中之最普遍而最基本者，亦即人生经验中之最精彩与最紧要者，实应尽人而习之，尽人而晓之，而尤贵能继续研求继续阐发。此等教育，实应为一种致广大而极悠久之努力，决不如职业教育与知识教育与时推迁，常在变动摇移中。……

六

抑又有进者，大学教育，既为人生最高经验之传授，与人生最高理想之培育，故大学教育之更可贵者，尤在于与大学环境内部实际全生活之陶冶，而课业之研修与讲堂之传习为次之。今日大学教育之目的，即偏重于职业与知识，其流弊，遂专重讲堂授课，而大学内部全生活之陶冶转忽焉。明言之，不啻讲堂有教育而学校无教育。学校精神仅在讲堂，偏狭已甚，而讲堂之所授又不胜其偏与狭，因此学校之内有自由而讲堂之内无自由，学校之对青年几于放纵其身心而锢塞其智慧，此又乌而可者。故居今日而言理想大学，正当反今之道以为教。课业讲授，务求闳通④，使学者心神有自由徊翔之余地，而关于学校内部全生活之训练则需严格。换言之，学校生活应求其为群众的，而讲堂课业则不妨一任个性之自由发展。一方面提倡团体规律生活，衣、食、住、行日常活动，皆以养成其群众兴趣与群众限制为归趋。学校内部既有全体性的严格训练，又当提倡各种学会组织与团体活动，相为调剂。而讲堂课程则不妨减轻，凡属基本技能方面之科业，如文学数学等列为共同必修课，当增其分量，逐年研修。其余选修课程，则一任学者之自由听习，课程皆宜尽量缩短，要言不烦，听者则求其能增加自读与自由探讨之时间。如此则除图书馆之利用外，尤贵于有亲师取友之风。当略仿英国牛津、剑桥体制，推行导师制与小学院制，使学者各就其小团体之内，有师友长日相处观摩切磋之乐。而今日大学厉行之学系划分与学分考核诸制，则大体径可取消。要言之，生活务求适于群体与规律，不妨注重严格之训练。学业务求适于个性与自由，则以开通宽博为主。此为大学校应有之理想教育。否则生活既漫无准则，人尽丧其群居之德，学业又各走偏狭，相互一无会通之趣，此等教育日益扩展，社会必将受其深害。今日弊端已见，奈之何而尚不速为之谋。

原载1943年3月《思想与时代》第20期

〔注释〕　①遽然：骤然，突然。　②籀(zhòu)：通“抽”，抽取的意思。　③望望然：失望貌;扫兴貌。　④闳通：豁达之意。〔鉴赏〕　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，先是引进西式机械器物，而后为政治制度、思想文化。在教育领域，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，出现了许多新式学堂。到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。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建立，教育制度效法英、美等国学制，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，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顶尖的大学，引领一时风气。此一时期，全国大学数量稳步递增，除国立大学外，直隶、山东、云南、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浙江、安徽等地陆续出现省立大学，另外还有各类私立大学相继成立。到1936年全国大学数量已达108所，学生增至41922人。抗战爆发后，北平沦陷，北大、清华与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昆明，成立西南联大。钱穆亦随之南迁昆明，期间曾辗转于昆明、成都两地。此文系钱氏在此期间应《思想与时代》杂志之邀，为其所撰写的时事评论文章之一篇。文名为《理想的大学》，可知当下大学的现实与钱穆的理想，有着很大的差距。人们对未来奋斗目标的观念性的预见，往往是以对现实不满为前提的。对现实中的弊端的批评，让人们诉诸理想。超越现实，也即超越性是理想最为显著的特点。钱穆指出，当下中国大学教育之现状，有一根本弊端，即以功利为目标，让大学成为一种职业培训场所。他指出凡入大学校学习者，或为求“知识”，或为求“职业”。求知识者，不过为将来从事某一种职业作准备。此种教育最大弊病，在于过分注重每一门的学科，日趋于“专门化”，其结果仅仅是为社会这部大机器制造某一种零部件以供驱用而已，于是大学与大量制造生产某种产品之工厂无异。如此的大学教育，当然不会关注学生的个性自由的培育。如此的大学教育，不能有为社会改造、为文化传播精神的作用。钱穆将此种教育名之曰“人生的教育”，并针锋相对地提出“教育的人生”。“人生的教育”在求知与谋职，“教育的人生”在“智慧”与“事业”。钱穆断言，“智慧与知识异，事业与职业异”，“前者乃属真人生”，“而后者则严格言之，不得谓之人生，只是人生经历中所凝成所僵化之一种格套与局面”。这样的区别虽有点抽象而语焉不详，但“智慧”要比单纯的知识要高出一筹，“智慧”是驾驭和运用知识的能力;“事业”较谋职的境界亦高出一筹，借用孔子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的话，谋职是“谋食”而“事业”是“谋道”。钱穆结论是：“教育所重，应属前者，即人之智慧与事业部分;而非后者，即人生之知识与职业部分。而大学教育乃教育之最后最高阶段，则尤应注重于此。”钱穆认为，这是大学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所在，实现的途径是用“会通”的课程设置，来替代单一的现实功利的课程安排。按照钱穆所说，“教育的人生”即是“在人生经验中籀其最普遍而最根本者，又最要紧而最精彩者，授之人人，使其明白接受，而又继续发展以求理想之更可能的进步”。据此，他拣择出哲学与宗教、文学与艺术、天文与地质、生物与心理、历史与地理、数理与化学这六大范围之课程，要求大学教育的初始阶段，着重将此六方面前人的成就传授给学生。每位大学生修习完以上诸课程之后，方得进入本专业的深造。倘若自封于本专业的知识传习内，而不能有对古今知识之全体有所认识与体会，其眼观与思路必定会狭隘而单一。“学业务求适于个性与自由，则以开通宽博为主。此为大学校应有之理想教育。”对“会通”人才的培养，还有另一层意义在。钱穆在《改革大学制度议》中认为，当时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，“通人”更重于专家。他认为“必俟社会政治各色各部皆有中坚领导人才推动支持，撑得一局面，粗粗安定，粗粗像样，而后专家绝业乃得凭藉而发抒”。即在学术一面，亦复如是：“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，固贵有专家，而尤贵有大师。大师者，仍是通方之学。”本文中所说的“会通之趣”，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。钱穆认为，大学教育的内容不是课堂上的讲授所能涵盖的。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一种优秀的人格，怎样完整地做一个人。除了有课堂的知识传授以外，学生在大学的全部校园生活亦是极重要的。因而在理想的大学中，既要“提倡团体规律生活”，同时更要“一任个性之自由发展”。此文发表于1943年，距离现在已70余年，当代大学无论从学校建筑的规模还是院系的分设、教师的完备，抑或是图书、实验仪器设备的引进，较之钱穆当时的大学都有了巨大的提高。然而文中所提到的两个问题，可以说仍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。能够驾驭知识的智慧在当代大学生身上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，而创业意识也不够强烈。钱穆所指出的弊端，依然在大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重温钱穆之文章，令人感叹良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