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桓秘书

习凿齿

吾以去岁五月三日来达襄阳，触目悲感，略无欢情。痛恻之事，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。每定省家舅，从北门入。西望隆中，想卧龙之吟；东眺白沙，思凤雏之声；北临樊墟，存邓老之高；南眷城邑，怀羊公之风；纵目檀溪，念崔、徐之友；肆睇鱼梁，追二德之远；未尝不徘徊移日，惆怅极多。抚乘踌躇，慨尔而泣曰：若乃魏武之所置酒，孙坚之所陨毙，裴、杜之故居，繁、王之故宅，遗事犹存，星列满目。璅璅常流，碌碌凡士，焉足以感其方寸哉？夫芬芳起于椒兰，清响生乎琳琅。命世而作佐者，必垂可大之余风；高尚而迈德者，必有明胜之遗事。若向八君子者，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，况相去之不远乎？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。百年之后，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？

译文

我于去年五月三日到达襄阳，触目都是悲伤，一点快乐没有。心中的惆怅与痛苦，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。每次必须看望舅舅，从北门进去。向西张望隆中，便思诸葛卧龙之行吟；向东眺望白沙，便想到凤雏庞统之功业；向北登临樊墟，便思念樊墟高士之胸怀；向南观望城邑，便思念钜平侯羊祜之高风；放眼檀溪，便怀念崔州平、徐元直之诤友；纵目远望鱼梁洲，便念庞德公和司马德操之名士。每思念他们，我常常整日徘徊，惆怅不已。抚摸扶手，犹豫彷徨，感慨万端，涕泗而下。如曹操兵不血刃得到襄阳，为庆祝胜利而置酒汉水之滨，孙坚进击刘表在襄阳南风林关遇伏毙命，裴潜、杜袭昔日故居，繁钦、王粲曾经古宅。这些人的事迹还历历在目，故居遗址星罗棋布。他们人品猥琐，平庸之辈，是不足以感动人心的。椒、兰它们的花叶可以绽放芬芳，美玉与美玉相击能产生悦耳的清音。应运而生成为辅佐大臣的人，必定会留下垂范后世的余韵流风，那些品德高尚的隐居者，也定会留下彰显他们高风亮节的胜迹。像诸葛等八位君子，千百年后人们还会纪念缅怀，何况现在离他们还不远呢。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难道今天就没有人才出现吗？否则，百年之后的人们会把我们当作刘表一样看待的。

作者介绍

习凿齿（317年？—383年），两晋史学家，主要著作有《汉晋春秋》《襄阳耆旧记》《逸人高士传》《习凿齿集》等。其中《襄阳耆旧记》是有影响的人物志之一。齿初为荆州刺史桓温的别驾，位列诸参佐之首。桓温北伐时，也随从参与机要。后桓温企图称帝，习凿齿著《汉晋春秋》以制桓温野心。因忤桓温，迁为荥阳太守。不久辞职归乡。习凿齿亦通佛学，力邀著名高僧释道安到襄阳弘法。亦在我国佛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。因习有脚疾，故有半人之称，后襄阳为晋室收复，习凿齿被征以国史职事，未就而卒。

赏析：襄阳风流士，己心辨清浊

《晋书·习凿齿传》载有习凿齿写给好友桓秘的一封信，我们称为《与桓秘书》。方广铝先生在《道安评传》中说是习凿齿写给弟弟的信，是不对的。桓秘是桓彝之第四子，桓温之二弟，桓冲之四哥。桓秘，字穆之，少有才气，不伦于俗。初拜秘书郎，其兄桓温抑而不用。后为辅国将军、宣城内史。以平定梁州刺史司马勋叛乱之功，迁散骑常侍，徙中领军。孝武帝即位之初，妖贼卢竦入宫，桓秘与殷康击杀之。桓温追究此事，“催罪者甚众，秘亦免官”。为此，桓秘常“愤愤有不平之色”。桓温病重之时，尝与桓温之子桓熙、桓济谋废桓冲。事泄，两个侄儿被桓冲拘禁。桓秘亦因此被废弃，“放志田园，好游山水”。后诏复散骑常侍终因耻与桓冲为伍，辞不应命。习凿齿的这封信，可能写于太和元年（366年）桓温就任持节监梁、益二州征讨诸军事之后不久。

信写得非常简练。习凿齿因不满桓温的心怀篡逆，以病辞去荥阳太守。回到襄阳之后，为襄阳历史上的“命世作佐者”和“高尚迈德者”所感，觉得不能对桓温谋篡坐视，而当继续谏止。所以写信给桓秘，希望桓秘能从中有所作为。桓秘也颇有才气，素与凿齿相亲善。此前，桓温为大司马，朝政独专。摧凿齿为别驾，欲以为己用。凿齿以舅父罗崇、罗友俱为州从事，自己职任不可在舅父之上为由而拒绝。“累经陈请”，惹怒了桓温，被转任西曹主簿。后又被桓温派往京师，为时任丞相录尚书事的司马昱（简文帝）雅重之。回来后，桓温问习凿齿：“相王何似？”习凿齿回答说：“生平所未见。”因此“大忏温旨，左迁户曹参军”，出为荥阳太守。时桓温的篡逆已昭然若揭，他甚至说：“既不能流芳后世，不足复遗臭万载邪。”凿齿深恶之，以疾辞郡。回襄阳后，不仅写了这封信，以蜀汉为正统，曹魏、孙吴为篡逆。晋灭蜀汉取得正统，平吴而统一天下，寄寓讥讽桓温篡逆之意。

这封信怀古明志，感情激越，有明确的针对性，大丈夫当流芳后世，绝不可遗臭万年。告诫桓氏，当做襄阳历史上“八君子”那样的人，而不要做“璅璅常流，碌碌凡士”。开篇两句，除交代回襄阳的时间之外，主要表述自己回来后的情感之悲。“触目悲感”，说明悲的范围至大：“略无欢情”，说明悲的程度至深。这是概写悲情。究竟如何悲苦？当做具体描述。所以，习凿齿补充一句：“痛侧之事，故非书言之所具也。”内心的痛苦和惆怅，是不能用文字书写详尽的。仅此两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者关心朝政，忧心如焚的形象。

接着一段，写“触目”所见襄阳“八君子”遗迹。习凿齿的舅父罗崇、罗友，住在襄阳城内，他非常敬重他们，所以要“每定省家舅”。“从北门入”，交代方位。凿齿家在襄阳城南的习家池，照说当从南门入。从北门入，当另有情由。或因足疾不便路行，而乘舟泛汉水而至？或是一种暗示，告知桓秘，自己的足疾未愈，依然不便行走。当然，也就不能要求复职，去为桓氏效力。“西望隆中，想卧龙之吟”，写诸葛亮躬耕隆中，抱膝长啸《梁甫吟》。因其志向远大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被汉南名士庞德公题品为“卧龙”。后来辅佐刘备，成为一代贤相。习凿齿对他非常仰慕，曾亲往其故宅凭吊，并为撰《诸葛故宅铭》铭中盛赞诸葛亮为“达人”“伟匠”。“东眺白沙，思凤雏之声”，写庞统。“白沙”是地名，庞统家居。《水经注》“襄阳城东有东白沙，白沙北有二洲。”“庞士元居汉之阴，在南白沙。”“凤雏”是庞德公对庞统的题品。他为刘备入蜀立国出谋划策，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“北临樊墟，存邓老之高”，写隐于樊墟的高士。《汉晋春秋》载：“桓帝幸樊城，百姓莫不观，有一老父独耕不辍。议郎张温使问焉，父笑而不答。温因与之言，问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”范晔《后汉书》所载更为详尽，有老父回答张温的一段话：“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？理而立天子耶？立天子以父天下耶？役天下以奉天子耶？昔圣王宰世，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。今子之君劳人自纵，逸游无忌，吾为子羞之，子何忍欲人观之乎！”由此可见这位隐者的思想境界之高，见识之超迈。范晔是南朝宋人，习凿齿是晋人，所著《汉晋春秋》在前，而《后汉书》在后。不知范晔为何将这事记入，且将樊城老父改称“汉阴老父”?“樊墟”即樊城。因樊城为古邓国之地，故称这不知姓名的老父为“邓老”。“南眷城邑，怀羊公之风”，写钜平侯羊祜。西晋之初，羊祜镇襄阳，筹划深远，为平吴统一天下做了大量工作，建立了不朽的功业。所谓“羊公之风”，我们可以引晋·李兴《羊公碑》中的话来说明之：“德擅规模，仁成慈惠。气量深宏，容度广大”。“知大同之业，思王道之则，齐其士人，均其利泽。军无虞警，民不疲劳。农劝盈畴，百姓布野。群黎被德，殊俗望风。”《晋书·羊祜传》载，政事之余，“祜乐山水，每风景，必造岘山，置酒言咏。”尝对从事邹湛等说：自有宇亩，便有此山。古来今往不知有好多人歌临此山，皆湮灭无闻，使人悲伤。如死后有知，我魂魄犹登此山。湛说：公德冠四海，威望学问令人敬佩，必与此山俱传。羊祜死后，为纪念他，“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庙立碑，岁时享祭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，杜预因名之为堕泪碑。接下去写崔州平、徐元直。此二人在刘表治下的荆州与诸葛亮为友，他们住在襄阳西南的檀溪。南朝宋·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云：“襄阳城西南有徐元直宅。”二人中徐元直对诸葛亮出山为蜀汉承相，有举荐之功。“肆睇鱼梁，追二德之远”，写庞德公和司马德操。因为他们的名字中皆有一个德字，故称“二德”。加之，二人皆为当时德高望重的名士，故亦可称“二德”。“肆睇鱼梁”的意思是：纵目远望鱼梁洲。鱼梁洲在襄阳东北的汉水中，庞德公住在这里。司马德操、徐元直、诸葛亮等人经常在庞公家聚会。所谓“远”，是指情操、品德高迈、致远。以上八人，习凿齿称之为“八君子”。其中诸葛亮、庞统、羊祜等，则当属习凿齿所谓之“命世而作佐者”，这样的人，“必垂可大之余风”。而邓老、庞公、司马德操等则应属习凿齿所谓“高尚而迈德者”，这样的人“必有明胜之遗事”。正是这些“余风”“遗事”，令习凿齿不能释怀。每至襄阳“未尝不徘徊移日，惆怅极多”。以至于“抚乘踌躇，慨尔而泣”。这一段连用了六个俳句，写得气势非凡。“若乃”以下，则是另一层意思，不像是习凿齿流着眼泪所说的话。

同“八君子”相比，曹操、孙坚、裴潜、杜袭、繁钦、王粲等人，虽然“遗事犹存，星列满目”，但他们皆“璅璅常流，碌碌凡士”，是不足以感动人心的。“魏武之所置酒”，是指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曹操南征刘表，刘表病卒，其子刘琼投降，曹操兵不血刃得到襄阳，为庆祝胜利而置酒汉水之滨，幕府文人作赋言咏之事。“孙坚之所陨毙”，是指初平二年（191年）孙坚进击刘表，在襄阳南风林关遇伏毙命之事。在以汉为正统的习凿齿来看，曹操、孙坚二人皆为乱巨贼子。“裴、杜之故居”，裴指裴潜，字文行，河东闻喜人。“避乱荆州，刘表待以宾礼”，与避乱荆州的王粲、司马芝亲善。杜指杜袭，字子绪，颍川定陵人。繁钦之师。同样“避乱荆州，刘表待以宾礼”。刘表的以礼相待，并没有赢得此二人的好感，后来二人皆投入曹操的麾下。他们在襄阳的“故居”，今不知在何处。“繁、王之旧宅”，繁指繁钦，字休伯，颍川定陵人。师事杜袭，以文才机辩，得名于颍、汝。避乱依刘表，“数见奇于表”。在杜袭以断绝师生关系相威逼下，远离了刘表。王指王粲，字仲宣，山阳高平人，十六岁来襄阳依刘表，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曹操南征，极力劝谏刘琼投降，被曹操封为关内侯。在襄阳十五年，与繁钦同住城北十里的万山之麓。《襄沔记》载：“繁钦宅、王粲宅，并在襄阳，井台犹存。”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云：“襄阳城西南有徐元直宅，其西北八里方（万）山，山北际河水，山下有王仲宣宅。”以上四人，有一个共同点。那就是“身在襄阳，心在邺下”。享受着刘表给予的宾礼，却说着刘表的坏话。尤其是王粲最不该背叛刘表，刘表待他不薄。他的才艺在襄阳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挥，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的基石在襄阳，但他却成了坚定的投降派。难怪要在《昭昧詹言》对其挞伐：“仲宣工于干谄，凡媚操无不极曰颂扬，犯义而不顾。”并且指责他“无节”“无羞恶是非之心”。习凿齿视之为“璅璅常流，碌碌凡士”，应该说还是比较客气的。璅璅：本指细微、细碎，引申则指人品猥琐。

在“八君子”与“六常流”对比之后，习凿齿感慨颇深。“芬芳起于椒兰，清响生乎琳琅”。“椒兰”是两种植物，它们的花叶可以绽放芬芳。“琳琅”是美玉的统称，美玉与美玉相击能产生悦耳的清音。这是隐喻，是对“八君子”的礼赞。“命世而作佐者，必垂可大之余风；高尚而迈德者，必有明胜之遗事。”意思是说，应运而生成为辅佐大臣的人，必定会留下垂范后世的余韵流风；那些品德高尚的隐居者，也定会留下彰显他们高风亮节的胜迹。这两个对句，依然是对“八君子”的极力颂扬。“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”,“千载”是夸张东汉末诸葛亮躬耕隆中之时至东晋习凿齿写此信之时，不足二百年。如果从羊祜镇守襄阳算起，则不足百年。“千载”只能是一种夸饰。“义想”,“义”或通“议”，议论缅怀。“彼一时也”指汉末、西晋时代，即“八君子”建功立业的时代。“此一时也”，指东晋桓氏当权的时代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“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”。这里似乎仍在暗示桓氏，当以“八君子”为楷模，尤其是应以诸葛亮、羊祜等“命世作佐者”为榜样，抓住当前机遇，为东晋王朝建不朽之功业。最后一句：“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？”信是写给桓秘的，所以“足下”指桓秘，是对桓秘的敬称。意思是我们应当正视现实，为国家做一些事情，否则的话，百年之后的人们会把我们当作景升一样看待的。“景升”，刘表，字景升，汉末荆州牧。时人郭嘉说他：“座谈客耳！”贾诩说他：“无能为也。”习凿齿大概是认可了他们的看法，才如此说。其实，刘表并非是无所作为的人。桓秘最终还是做了桓温的帮凶。《晋书·简文帝纪》载，咸安元年（371年）冬十一月“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，自列与太宰武灵王谋反。帝对之流涕。温皆收付廷尉”。《资治通鉴·晋纪》所述稍详，桓温派遣其弟桓秘挟持新蔡王司马晃到西堂，威逼司马晃承认参与谋反。司马晃被逼无奈，叩头自列反状，承认与司马晞及其子司马综、著作郎殷涓、太常长史庾倩、椽曹秀、舍人刘强、散骑常侍庾柔谋反。致使简文皇帝也没有办法，只有流泪的份。桓秘辜负了习凿齿的良苦用心。

习凿齿写的这封短信，明确地表述了他对汉末至晋初发生在襄阳的历史事件的看法，以及对生活在襄阳的历史人物的评价，反映了他以汉晋为正统的历史观。同时，这封短信有极强的针对性，是对当时桓温企图谋篡的揭露和旗帜鲜明的表态。同时，它又是一篇精美的散文。它以怀古的方式，用对比、排比、议论、抒情等文学手段，挥洒翰墨，成就了一篇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。